作者：Edward Han
閩越的地理形勢
在亞洲大陸的東南方，隔台灣海峽與台灣島對望，有一片小小的多山土地，這便是本書將要講述的歷史活劇所展開的場地——閩越。閩越的總面積約為12.40萬平方千米，大致呈四邊形，東西最寬約480千米，南北最長約530千米。這裏約90%的地貌是山地丘陵，自北向南有兩道大山縱貫，西面的是著名的武夷山脈，平均海拔約一千米，構成閩越的天然邊界，武夷山間的幾處重要山口，如浦城的仙霞關，崇安的分水關，光澤的杉關，向來是閩越對外陸路交通的主要通道；在閩越中部，還有由鷲峰山，戴雲山，博平嶺等構成的閩中山帶，構成閩越東西的地理邊界。再向東行，經過狹窄而人口密集的沿海平原，就是曲折綿長，多海灣、半島、海島的海岸綫，其間分佈著許多天然良港，利於海上交通。閩越地處亞熱帶，氣候濕潤多雨，季風性質明顯，與地形共同造就河流短小湍急，流量大而不均的特點。穿切山嶺而過的河流，不僅是古代内陸居民出行的必經之道，還形成一個個谷地，是他們的主要生息場所。
可以說，閩越的地理特徵造就了閩越居民的生活方式和閩越歷史的發展進程。橫亙閩越邊界的山脈高聳，難以翻越，構成了閩越和東亞其他地區的天然障礙，而閩越内部也有許多山脈交錯，形成了有效的阻隔作用，一方面令閩越和鄰近地區的陸上交通不便，另一方面在閩越内部也將其劃為許多相對獨立的小單位。閩越的地形山多平原少，河流短小湍急，缺乏大規模農業生產的自然條件，使得閩越的人口分佈，特別是西部山區集中在一個個相對獨立的小型地理單位之中，構成許多天然的庇護所。而在沿海，曲折的海岸綫和衆多的島嶼造就了許多良港，季風氣候也使得海上交通非常便於進行。在東亞大陸，閩越處於南北之中的樞紐位置，向北通往日本和朝鮮半島，或向南通往中南半島和南洋群島，距離都相對適中。這種内陸相對封閉，海洋相對開放的形勢，是剛來到閩越的先民們就需要面對的。
史前閩越居民的生活
距今約五萬-四萬年前，起源於非洲的人類逐漸向東擴散，進入了亞洲東部。在東亞和東南亞，經過多波浪潮的衝刷，融合之後，逐漸形成了兩個大支，當代古人類學家將其稱爲古代東北亞（Ancient Northern East Asian，ANEA）和古代東南亞（Ancient Southern East Asian，ASEA）譜系，前者以種植小米為特徵，而後者以種植水稻為特徵。[1]後者中的一支，就是閩越人的祖先，在古代的漢字典籍中，被稱為越人。
古代越人進入東南亞後，到了一萬年前左右的新石器時代，在地形複雜多變，面積廣大，且島嶼衆多的這一帶地區形成了多支部族，它們在語言，風俗和生產方式上各有區別，其中的一部分在漢字文獻中獲得了“百越”之稱。具體地說，在東南亞大陸的中西部，揚子江、湄公河、怒江等大河上游的高地，聚居著南亞語系民族的祖先；在揚子江中游的盆地，聚居著苗瑤語系民族的祖先；在珠江流域的平原丘陵，聚居著侗台語系民族的祖先；而在從揚子江三角洲到閩越南部沿海的海濱低地，則是南島語系民族的起源地。閩越的最早居民，就是南島民族。
在人類文明的曙光時代，閩越人的祖先過著怎樣的生活呢？考古學為我們提供了方向性的答案。在閩越和周邊地區，已經發現不少石器時代的考古遺址，考古學家認為，石器時代的閩越文化區，其範圍比今天的政治邊界更大，包括吳越南部的山地，以及南粵東部地區，這一帶的石器時代考古遺址，擁有很高的共性，并且和台灣海峽對面的石器文化也有相通之處。
例如，在閩江出海口的平潭島殼丘頭，發現了距今約7000-5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這裏出土了許多巨大的貝冢，也就是古代先民食用捕獲的海貝後，將貝殼集中丟棄形成的垃圾堆，說明當時的先民食譜中，海產佔有重要的地位。另外，還發現了一些用貝殼製作的生產工具，如利用大型貝殼製成的犁狀器，据推測，它大概是用來在海濱灘塗挖掘貝類的，同類的器具，也發現於不少其他閩越新石器時代的沿海遺址。殼丘頭的先民還使用貝殼在陶器上印製花紋。[2]
距今約5000-4000年的曇石山遺址位於閩江下游三角洲的邊緣，今閩侯縣境内。當時的海平面較高，它緊鄰河岸，距海洋也不太遠。在該遺址，考古學家發現了大量陶器、石器和骨器，他們推斷，居住在這裏的先民們已經開始從事農牧業，使用石鐮，石斧等收割以水稻為主的農作物，並飼養豬，狗等家畜。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曇石山遺址的墓葬中出土了衆多陶釜，是在東亞其他地區的同時代墓葬中罕見的，這說明閩越人喜愛湯羹的飲食文化有著長遠的歷史。另一方面，當時漁獵仍然是重要的生產活動，相比漁獵，農牧似乎主要是為了防備水旱之類自然災害而做的應急工作。遺址出土了大型魚類和熊，象，老虎等猛獸的骨骼，以及塗有桐油，能夠防水的漁網殘骸，展現了先民高超的漁獵技術。從當時先民的飲食結構來看，他們能夠獲取充足和多樣的蛋白質，遠超中原地區。
曇石山遺址的墓葬有許多為夫妻合葬形式，並合葬各種生產工具，表示當時的社會中已經出現了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和私有財產的意識。同時代的其他墓葬，也往往有同樣的特徵。此時，在墓葬中已經出現了明顯的男女不平等現象，可見男性在社會活動中承擔著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同為閩侯縣的溪頭村遺址發現的墓葬群中，包括一座有二十餘件隨葬品的男性墓葬，其他墓葬則都只有個位數的隨葬品，可見社會階級和財富的分化已經誕生。但是，由於閩越優越的自然環境和豐富的自然資源，使得先民們生活優裕，集中財富，特別是組織戰爭的要求不顯著，因此，閩越上古部落中的私有制應不太發達。在上古閩越的陶器上，還往往發現有刻畫龍蛇狀紋樣的花紋，這說明作為閩越民族傳統的蛇崇拜具有悠久而連續的歷史。
到距今約4000-3000年間，閩越開始進入青銅器時代。但是，由於閩越本土并不具備上古技術水平可以充分利用的銅礦資源，閩越的青銅器時代文化有明顯的銅石并用特徵。但在遍佈閩越全境的青銅器時代遺址中，仍可發現技術進步的顯著跡象。青銅器時代早期的代表性遺址有閩侯的莊邊山，霞浦的黃瓜山等，其中出土了石斧，石矛，石戈等石制農具、兵器，以及具有典型仿青銅器風格紋樣的彩陶。[3]
進入青銅器時代中後期，閩越各地居民的生產技術進一步發展，並依自然地理條件和對外交通關係開始產生明顯的分化，呈現閩東、閩北、閩南三個不同的文化區。閩東文化區的代表性遺址是閩侯的黃土侖，這裏發掘出的大量印文硬陶和原始瓷器製作十分精美，在造型上，它們往往模仿北方的青銅禮器、酒器，但又有自己的特色。在這裏的隨葬陶器中，還發現了泥條捏塑的羊、鴨等家畜造型，生動地反映了農業和畜牧業的發展。
在閩北發現的青銅器時代遺址中，最富特色的是武夷山的船棺葬。這種葬式是用木材製造出船型棺材後，將其置於懸崖絕壁的洞穴中。船棺葬廣汎流行於長江以南的東南亞地區，遠至太平洋各島嶼。後世的閩越人早就對先祖的這種葬式充滿興趣，並提出過不少推測，如朱熹認為船棺埋葬的就是自古受到祭祀的武夷君，“頗疑前世，道阻未通，川壅未決時，夷落所居，而漢祀者即其君長……且傳以為仙也”。[4]朱熹的推測頗有道理，製作船棺和棺中包裹死者身軀的竹席都需要用到當時珍貴的金屬工具，并且將其放置在懸崖峭壁上，也耗費大量的人力，它的主人只可能是古閩越部落的族長一流人物。船型棺材的使用，則生動地反映了死者生前離不開水的生活方式。
閩北的青銅器時代遺址還體現出多種文化的頻繁交流，以及社會階級的明顯分化。如光澤縣發現的青銅器時代兩處大型墓葬中，都有近百件隨葬品。[5]在建甌出土了大型青銅鐘、鐃等，其器型與吳越出土的同類青銅樂器幾乎一致。閩北出土的青銅兵器、工具等也都有來自吳越的影響。
閩南地區的青銅時代文化一般被稱為浮濱文化，它是以閩粵邊境的饒平浮濱發現的典型遺址命名。這裏出土了形制獨特的銅斧、銅鈴等，其上紋飾與當地陶器上的幾何印文極為相似，銅斧亦可能用於農業生產。
上古時代，儘管在軍事技術上遠不如資源匱乏，征戰頻繁的中原邦國先進，但閩越先民創造的文化和文明成果，卻更加輝煌燦爛。在豐富的山林海洋資源滋養下，先民們擁有優厚和平的生活環境，得以將大量精力投注于藝術創造，他們或癡迷於印紋陶器上繁複的幾何形狀花樣，或專注於音樂舞蹈活動。在黃土侖遺址中曾發掘出一個形體迷你的陶鼓，其形制與南粵和上江各地流行的銅鼓相似，還有上面提到的青銅鐘、鈴等，都是先民豐富音樂生活的見證。先民們的精神生活，也反映在考古發現當中，如著名的華安仙字潭岩畫，上面就描繪了祭天、拜神的場面，懸棺的習俗，也反映先民們希望為死者提供便捷的交通工具，早升天國的美好願望。今天仍遍佈閩越各地鄉村的崇龜、崇蛇等習俗，也都能在上古遺跡中找到蹤跡，如華安、詔安等地都保存了大面積的蛇形岩畫或石刻。[6]
不過，隨著歷史的車輪前進，閩越文明也不可避免地繼續發展，在外來因素的刺激下，更高級的社會和政治組織正在形成。
[1] Zhang, Ming; Fu, Qiaomei (1 June 2020). “Human evolutionary history in Eastern Eurasia using insights from ancient DNA”. Current Opinion in Genetics & Development. Genetics of Human Origin. 62: 78–84.
[2] 走进平潭国际南岛语族考古研究基地：起底人类史上一次神秘的迁徙之旅https://fjnews.fjsen.com/wap/2022-02/18/content_30963301.htm
[3] 閩東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考古》1959年第11期
[4] 朱熹《武夷圖序》
[5] 《新中國考古五十年》208頁。
[6] 福建通史，第一卷，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