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張獻忠屠支有用，現在的支那應該是全世界最有德性的地方，但事情顯然不是這樣。
對中華文化的厭惡和攻擊（辱華）並不是什麼新穎的東西，中國共產黨本來就是從攻擊「中華文化」的五四運動起家的。哪怕是文革以後，從《河殤》那個時候開始，「中華文化」的「劣根性」也是老生常談，是八十年代知識份子的通識。八十年代的知識份子是體制內周邊人物，他們的話還有點分量，比如《河殤》就明顯在為計劃生育提供理論支援，只是因為它被官方定性為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被禁播，大家一般把裡面支持體制的某些具體政策給忽略了。六四以後，八十年代的知識份子要麼進入體制，要麼流亡海外，在淪陷區的聲音都漸漸弱了下去。九十年代知識份子恐怕是受到六四的教訓，大多數對意識形態躲得遠遠的，在幻想的世界裡把自己當成流亡或訪問美國的同儕，不問政事。法輪功為了對抗中共，只好重新發明並讚揚中華文化，但這在淪陷區影響不大。新中華帝國主義在千禧年以後崛起，才扭轉了這個局勢。中共搶過了中華文化的捍衛者這個標籤，就在海外把法輪功逼到了不利的地位。在淪陷區內部，中共繞了個圈，放鬆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的批評，同時宣揚中華文化，再把自己塑造成中華文化的捍衛者，從意識形態上輕而易舉的擠佔了淪陷區內和海外異見人士的空間。畢竟畫鬼最易，誰也不知道中華文化是什麼，那當然我說它是什麼，它就是什麼。當然，95年以後的出生的人大多數不知道這些發展和變化，所以他們才會覺得「辱華」是一個很新奇的東西。
劉仲敬的出現從意識形態上改變了這個局面。「辱華」本來是沒有定義的東西，華人共享了人類中遊士和無產階級的全部特點。而他像法醫一樣把「華」清晰地解剖了出來，讓淪陷區所有人都嚇了一跳。劉仲敬清晰地繪製了窪地人如何走出森林的地圖——文明不是綫性發展的，而是有積纍、燃燒釋放、熄滅的季節性。華夏文明不是落後文明，而是文明焰火熄滅後的灰燼。遊士是助燃劑，土豪（小共同體或社區）是燃料，是德性和秩序之源。帝國是小共同體的敵人，小民族是小共同體的保護罩和土豪的利益代言人。帝國超民族主義（例子：中華民族、俄羅斯民族、奧斯曼民族）只能暴政，不然會解體；文化泛民族主義（案例：漢族、斯拉夫民族、突厥民族、拉丁民族）無一建國；基於小民族主義（理性主義、經驗主義、先驗（浪漫）主義）建構的國家，也就是當今主流的民族國家，才能和自由民主的憲法兼容。小民族發明的本質無他，就是在灰燼裡重建秩序和實現季候回春的唯一途徑。
劉仲敬的讀者主要就是他在《致漂流瓶的發現者》裡提到的三種人：「具有特殊敏感性的少數派」，「大眾閱讀階級」，和類「蘇聯計畫官員」。第三種人我們現在已經清楚了，就是體制裡和體制周邊的人，他們已經不再有發動東南互保的能力，可以不談。現在網路上的「屠支黨」或「脫支黨」，大多數屬於第二種人，少數屬於第一種人。
「脫支」、「跑路/润」的論調，很像是媒體人賈葭以前提倡的「早發財早移民」論。對於個人而言，如果「跑路」以後能夠融入當地社會，成為其中的一分子，當然不失為一件美事。然而這並不是大多數人有條件做到的事。更何況中國在其境外推動的滲透活動和隨之而來的排華浪潮中，「跑路/润」以後的人如果根基不深時間不長，卻一直有意無意避免政治活動，實際上也無法令自己置身事外。其次，「脫支」的意思，就是指永遠離開「支那」（大概相當於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佔領區），就可以像一個正常人一樣的生活。這個說法很明顯是不對的，沒有任何歷史依據表明，「華人」自從清末開始移民到世界各地之後能夠擺脫「脫支黨」所謂的「支性」。不僅如此，他們中的大多數，因為距離和無法融入他們的所在地，還反而對中國和中共產生了各種幻想。這就引出了第二個論調，「屠支黨」。
「屠支」的意思，就是指出生在「支那」的人，沒有任何自我救贖的可能，只有把他們屠殺乾淨這一條路。他們經常喜歡用「暴支膺懲」或者類似的話來表達對「支那」的厭惡，並且喜歡用「漢奸」，比如汪精衛，來當他們的偶像。然而我們一眼就可以看出這中間的可笑之處：他們關於歷史的知識結構和解釋體系與國共兩黨的宣傳高度一致。事實上，1930年代發動對蔣共聯盟作戰的日本泛亞主義派一直深愛中國，渴望日中提攜驅逐俄國和歐美，正是他們早年在野的时期，孵化培育了早期的孫文和國民黨同志，策動協助了皇漢的排滿和反俄。而汪精衛本人就是中華主義者，是最熱愛中國文化的人。他正是因為看出蘇俄和共產黨比日本人對中華文化的威脅大得多，才選擇了回歸孫中山早期的泛亞主義路線，與日本泛亞派合作反蔣反共，共建大東亞共榮圈——跟他同一時期的大多數「漢奸」都有類似的情結。另外，他們還喜歡用基督教的語言，比如盼望大洪水早日到來，或把「支那」說成是聖經裡的索多瑪，十個義人也沒有，上帝會降下天火毀滅這罪惡的城市。這個很明顯跟基督教的教義和這個故事本身也是矛盾的。只有上帝才有資格判決哪裡是索多瑪，索多瑪人自己是不知道的，只能猜測。也只有上帝才能判定誰遭遇了災禍是因為活該，基督徒只負責救人，無論他們是否認可對災禍的某種可能的解讀。所有主流教派都認為，每個人都有獲得救贖的可能。從清末到今天，有多少西方傳教士雖然明白「支那」的邪惡，卻始終沒有放棄在「支那」傳教的活動。如果他們都沒有放棄，出生在「支那」的人有什麼資格放棄呢？喜歡妄稱主名，下達全部屠光的判決，那顯然不是上帝公義，而是魔鬼的工作了。
「屠支」和「脫支」，其實反應的是他們的宣揚者懶惰和自我厭惡的心理。發明民族、再土豪化和做實際的軍事和外交工作是困難重重的，對抗「支那」的邪惡和殘酷，確實是需要超出常人的韌性和努力。然而他們因暫時缺乏能力或不願意付出這種努力，所以才會說「支那沒救了」，以此來掩蓋自己的不作為。「反正支那都沒救了，我做不做有什麼區別呢？」同時，他們厭惡這個不作為的自己，所以才會著魔一般攻擊「支那」，從中稍微緩解一點自己的焦慮。這不過只是飲鴆止渴。新一輪的焦慮會再次襲來。尤其可怕的是，這種情緒會促使他們開始攻擊那些試圖改變和有所作為的人。「你們做的都是錯的，你還是個支那人」或者「把一個大支那切成一些小支那，你就不是支那人了嗎？」這些話對真正在試圖改變的人影響很小，對說出這些話的自己傷害卻很大，因為從事現實事務帶來的滿足感和動力很難受到旁人言語的影響，但站在風涼處閒言碎語卻是「支那人」的經典形象，他們在內心深處不會不知道。他們更知道，張獻忠是土豪的階級敵人，正是因為土豪被大一統帝國削平，張獻忠流寇才會蜂起——費拉散沙民眾、朝廷、張獻忠三位一體，構成中國。如果張獻忠屠支有用，現在的支那應該是全世界最有德性的地方，但事情顯然不是這樣而是恰好相反。因為土豪的缺失，德性才成「支那」社會的稀有之物。膜拜張獻忠屠支的行為既沒有逼格，也不會真的拯救自己的階級地位和靈魂。凝視深淵的人也在被深淵凝視。
這種情緒很容易被中共的輿論引導者操縱，把反華分子變成自己的反社會同類。中共的操作分層次，而「反華」是最外一層。同為理論上的「反華」，用「脫支黨」和「屠支黨」來打擊真正的中國分裂勢力無疑是現在正在操作的模式之一，已經在各種網路平臺上留下了大量的痕跡。他們的論點和論據驚人的相似，借用「屠支」的一些言論混入泛反華圈，比如「讓共產黨虐待中國人真是再好不過了」、 「中國人配不上馬列，共產黨是對中國人的恩典」、「我毛澤東也是個反賊，後來發現這國確實無藥可救，所以成了三千萬人斬的屠支大佐」、「小乘姨学（诸夏爱国）和大乘姨学（全部屠光）」、「張獻忠體現了上帝的公義」、「民族獨立本來就不可能和姨學是一路的，其本質上和皇漢以及部分粉紅沒什麼區別，只是想像的共同體不同罷了」，醜化和矮化包括劉仲敬在內的民族建構工作，對試圖線上下組織活動和抗議的團體和個人重點觀察，收集情報，打擊積極性。然而這就是輿論操作的無奈了，他們總會在關鍵時刻，比如2020年臺灣大選或現在正在進行的烏俄戰爭等時候暴露自己的立場。正如網友所說，「支黑親共也是一種維穩方式」，「屠支派本質是建構力為零的末人」，「這就和費拉左派和費拉右派最後一定會落到白區黨手裡一樣，屠支黑支人因自身費拉和擺爛屬性最後也一定完蛋。」
所以言論是廉價的。李碩從中國人民情感傷害專家跳到Pax Sinica只用了多長時間呢？行為才是真實和可貴的。個人的政治理念和權力欲望必須以自身的性命和財產為賭注，才有得以滿足的可能。中國自文革後期，因為列寧主義機器受到了毛派和諸夏時期（1911–1927）殘存的各派系及其後人的嚴重破壞，已經無法維持意識形態的統一性，「道術將為天下裂」的時代由此開始了。2016年，川普總統為全球化劃上句號，2017年，中國共產黨內的技術官僚，改革開放幹部和「自由派」紅色權貴無法聯合起來驅逐習近平，中國只剩下支納粹或解體兩條路，「不歸楊，即歸墨」的站隊時代到來了。現在擺在所有淪陷區出生的人的面前就是這兩條路。如果「脫支黨」和「屠支黨」對「支那」的憎恨是真誠的，那麼他們絕對不難看出，只有解體中國，並恢復東亞的多國體系，才是真正消滅「支那」的唯一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