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到了五月四日的時候，包括香港、台灣在內的中文圈必然會掀起一番或大或小的討論，以不同姿勢肯定五四運動的聲音為主，否定五四運動的觀點也有。立場包含以下幾種：
A 中國官方。中共會在這時強調自己繼承五四的「正統」地位，正如他們會在雙十紀念日上強調自己對辛亥革命的「正統」繼承地位；2021年，香港舉辦五四運動升旗禮，梁唐青儀趁機藉其評價反送中運動：「當年大學生為了保衛國家領土完整而走上街頭，與前年本港反修例事件，走上街頭的年青人理念完全是背道而馳。」
B 海外主流民運或公知，乃至包括部分香港、台灣華人。他們也會趁此機會論述中共如何沒有繼承「五四精神」，如何歪曲了「五四精神」。2020年的五四，甚至美國外交機構也參與到了這場論戰當中：精通中文的副安全國家顧問博明（Matthew Pottinger）作為一位熟知中國的外交官員，以流利普通話的論述五四所代表的「公民意識」，以至其和李文亮的關係，引起華文媒體的廣泛報導。
C 一小部分反共人士。他們反其道而行之，將五四視為中國激進主義濫觴，是中共的起源原因，將其批倒批臭。
以上的觀點無論可信度多少，至少說明對國民黨、共產黨或自由民主派來說，五四運動都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標誌性歷史事件。而今人對五四運動的討論，大多已經把它作為一個無關事實的符號加以運用。看似彼此立場不同，卻是陷入了同一片沼澤當中而不自知，最終難逃一起覆滅的命運。正因如此，我們需要還原神話背後的真實、瞭解神話創作的過程。
因此，遠東青會嘗試帶領讀者，重新審視五四運動這一歷史事件的意義和影響。以此闡明解體論—諸夏主義為什麼是一個更好用的歷史解剖工具和開啟東亞未來自由民主的鑰匙。
1. 「山東問題」的緣由
滿清帝國朝廷主持的東亞國際體系與西方文明接觸產生的直接效果，和大清的同類物：奧斯曼帝國、俄羅斯帝國與西方文明接觸的效果一樣，都是為原本處在東方專制帝國秩序下的眾小民族胚胎提供了發育成長的機會。用哈耶克的話說，就是「自發秩序」成就了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又通過傳教士、堅船利炮和自由貿易，把「自發秩序」帶回了東方的各大帝國。我們所熟知的「晚清民初」歷史對東亞的意義，本質是歐洲列強處在黃金時期的時候對東亞這一歷史以來的秩序窪地產生的輻射影響。條約體系假使沒有進入遠東，就不會產生五口通商和揚子江國際貿易，不會產生上海自由市和膠州/威海衛殖民地，更不會哺育出諸夏各邦軍紳政權的雛形。1898年的《膠州灣條約》和《威海衛租界專條》，為膠州半島提供了兩個歐洲化的國際性港口青島和威海衛。在這兩個大城市的帶動之下，半島的經濟得以發展起來。
國際自由貿易的發展，自然會在本土產生自己的新興地主資產階級。新興有產階級出於保護自己利益的本能需要，便會產生相應的政治建構。湘淮軍集團在太平軍戰爭中，成功得到了滿洲朝廷在滿清國際體系中原來不願意分享給諸夏各邦的權力，播下了日後解體的種子。1900年的拳匪之亂，包括山東巡撫袁世凱在內的各行省督撫行使了實質的外交權（東南互保），避免了沿海與揚子江流域各邦被拖入清廷與列強進行的瘋狂戰爭。而威海更是為大英帝國提供了齊州軍團（華勇營），在天津的聯合維和行動中功績卓著。1902年，各省新軍編練開始。1909年，各省諮議局成立。隨著辛亥獨立戰爭和此後的南北談判開展，從誕生開始就自帶邦聯性質的中華民國成立。作為一個列強為了維持條約體系而勉強支持的外交善後機構，它的緩慢解體並不可避免。
德意志第二帝國在歐洲代替拿破崙帝國成為主要的秩序挑戰者，最終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青島殖民地的建設並非國恥神話中所說的，是由德國剝削「中國人民」的成果。相反，正是因為列強在秩序核心區（歐洲）的競爭白熱化，包括德國在內的列強才會願意犧牲本國的膏血，將資源投向本為邊緣的遠東：「德國殖民當局為經營膠澳租借地投入了大量資金，其財政來源主要靠兩個方面，一是德國政府的撥款，二是租借地的收入。1898–1913年，德國政府通過國會批准撥給租借地的財政補貼共16248萬馬克……從1900年到1913年，德國共支出1.8億多馬克。其中德國政府撥款14898萬馬克，租借地收入3102萬馬克。」 歐戰的隆隆炮火摧毀了人類文明最璀璨的燈光，此後人類在未來的數百年內，也許都無緣重睹如斯盛世。
一戰遠東戰場是英日同盟對德國太平洋勢力範圍的清剿行動，而在大陸部分，日本充當了軍事行動的主力。青島戰役中，英軍以13人陣亡，日軍以415人的陣亡的代價，消滅了德國在東亞的最大海軍基地，擊敗了德國 — 奧匈聯軍，避免了德國像對奧斯曼帝國一樣，以其海軍優勢將中華民國劫持到協約國的對立面。戰事完成後，協約國已經承諾日本可以在戰後繼承德國在亞太地區的全部利益，即包括所謂的山東權益，此時的中華民國尚未參戰。日本的外交性格謹慎，僅僅是在《二十一條》交涉中向袁世凱重申了一下它本來就通過此前的戰爭得到的權利。袁世凱作為最早的中國主義反日先鋒，在交涉完成後不忘推行最早的反日「國恥教育」，這便是所謂的「五九國恥」。這並不妨礙他被後來的新一代中華民族發明家（特別在當時其實是日本利益代言人的泛亞主義國民黨）發明成「賣國賊」。歷史的諷刺在此展露無遺。
2. 巴黎和會和威爾遜主義
一戰毀滅了歐洲大陸的各大帝國，也預示著大英帝國或早或晚的落幕。布爾什維克恐怖組織在俄羅斯帝國的殘骸中找到了充足的養料，只是不知道在國際秩序的封鎖下，真正的突破口在哪裡。巴黎和會在這個背景下展開。美國總統威爾遜在舊列強的實力紛紛被戰爭重創的背景下，提出了影響後世世界至今的威爾遜主義。十四點和平原則旨在消除十九世紀以前司空見慣的貴族紳士秘密外交習慣，並且將民族自決這一當時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原則帶進了國際外交之中。波蘭、捷克、埃及以及巴爾幹諸國民族發明的成果鞏固，都有賴於威爾遜主義在戰後對他們的原則性支持。可以說，在蘇聯解體前，歷代國際會議中最遷就弱小民族權利的莫過於巴黎和會。在遠東，當時的蒙古國由於缺乏泛漢主義的干擾，作為「清帝國前版圖」中在國民民族構建道路上走得最快的國家，敏銳地抓住了威爾遜主義的此種意義。1919年2月，泛蒙古獨立大會在赤塔召開。新成立的蒙古國臨時政府當時便致電巴黎和會各國代表，向世人宣告蒙古民族已經遵照威爾遜總統的民族自決原則，成立了獨立政府，並請求日本的承認和支持。最終蒙古國通過與白俄軍官合作的方式，徹底脫離了北洋中華帝國主義的桎梏。儘管蒙古的獨立最終並沒有以泛蒙古主義的夢想形式完全展開，到最後蒙古國也落入了蘇共的魔爪之中。
如果我們作為事後諸葛亮看，威爾遜主義在戰後的遠東結出了不一樣的果實，原因並不在於「民族自決」這一原則本身，而在於美國弄錯了「民族」這一概念在遠東大陸的真實對應主體。十四點原則所支持的原奧斯曼帝國領土的民族自決，並不對應「中國（從西方列強中擺脫）的民族自決」，因為中國就是奧斯曼帝國在東亞的對應物。美國在後來華盛頓會議的交涉中推動了有利於中國的結果，是因為它將中國誤解成為威爾遜主義同情的那種「被強國欺淩的弱國」。此後美國在遠東的對華政策災難，大都建立在這一錯誤之上。正如遠東青第一期社論中指出的那樣，威爾遜世界的新興合格參與者，只能是像烏克蘭這樣的國民民族主義國家，而不是中俄這樣的霍布斯世界帝國。因此波蘭在遠東的對應者不是當時或現在的中國，而是西藏、蒙古、滿洲、香港和臺灣。
布爾什維克在奪權以後，也嘗試利用威爾遜主義的出現和歐洲列強的空虛，試圖將自己的共產主義蘇維埃政權侵略模式，包裝成「民族自決」，實現對西方帝國主義的鬥爭。無產階級本性的蘇聯將其對國際秩序的破壞，理直氣壯地粉飾成保護弱小民族的「義舉」（例如宣佈廢除俄羅斯帝國在中華民國的特殊利益），從而對東方世界進行統戰。他們的這種策略，也跟五四暴民運動後，孫文和國民黨試圖將「中國」作為整體包裝成威爾遜主義適用對象的企圖不謀而合。孫文就曾經說：「俄國人民知道，他們平日所受的痛苦完全是由於帝國主義。現在要解除痛苦，不得不除去帝國主義，主張民族自決。俄國這種主義傳出後，世界各弱小民族都很贊成，共同來求自決。俄國革命後，一反過去的侵略政策，改用和平的政策」。
山東權益以及青島殖民地的歸屬，在十九世紀的外交規則下，本來應該是一個無爭議的問題。早在協約國許諾日本繼承德國亞太權利的時候，中華民國尚未成為協約國的一員。即使後來參戰，除了派出輔助性的非戰鬥華工隊伍外，北洋政權訓練的參戰軍經費仍然需要來自日本的貸款。參戰軍尚未出發，戰爭已經結束，甚至後面連日本的貸款都被抵賴掉了。中華民國對一戰的貢獻，甚至連塞內加爾步兵團都不如。列強有義務履行承諾，也並未給中華民國政府以任何承諾。以顧維鈞為代表的中國代表團之所以能在巴黎和會上胡攪蠻纏，僅僅是因為一戰前後的國際外交範式的改變，而不是因為「中國」本身的建構或者國際地位產生了什麼突破性的進展。
因此，儘管巴黎和會的山東問題交涉最後以中國代表團拒絕簽字而結束，但山東問題在美國的調停下，在1922年華盛頓會議的真正解決，實際上是中國借著美國同情弱者的心理，在破壞舊原則的前提下的勝利。而日本卻白白失去了自己本就有權擁有的東西，為其後來的泛亞主義暴走埋下種子。中國的勝利是一種搭便車的勝利，簡單粗暴地說，這相當於因為比賽過後裁判規則的變化，將本應屬於運動員（日本）的獎盃送給了啦啦隊員（中國）。中國外交官敏銳地捕捉到了威爾遜主義中對弱小民族的同情心能為自己所利用。中國人宣稱巴黎和會是「強權戰勝公理」，意思是他們認為「公理」應該容許他們「不勞而獲地恢復舊帝國的榮光」，而不是公平地根據貢獻論功行賞。陳獨秀在威爾遜主義剛提出時，狂熱地讚美威爾遜是「世界上第一個好人」，但巴黎和會時卻轉而痛斥他是騙人的「威大炮」。這就充分體現了五四帝國主義者的無產階級本質。這種以受害者身份瘋狂進行碰瓷外交的性格，無疑也體現在流氓無產者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所謂「一碗米養恩人，一斗米養仇人」，美國自庚子賠款、到巴黎和會、到後來的反日滿戰爭、反蔣戰爭、中蘇衝突、六四制裁撤銷、乃至一直到世貿交涉中，一直幫助中國人，最後中國人仍然瘋狂地仇視美國。以上的歷史事實對於本性貪得無厭的國恥論者而言並不重要。1922年，中華民國從日本手中得到膠澳租借地。
一戰對世界的重塑，的確為中國的奧斯曼主義民族發明提供了極大的機會，但這並不是因為中國人自己在這個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西方列強在遠東的撤退以及蘇聯的積極行動才是關鍵。1930年，英國履行前約向國民黨中國歸還威海衛租借地，其大背景是大英帝國在遠東的總撤退。膠州半島的小香港從歷史中黯然退場。中國對青島和威海衛的接管，從本質上其實和1997年的香港移交並無區別。但因為香港經歷了更長時期的英國管治，已經通過一系列改革產生了自己的中產階級和特殊意識，甚至已經初步成為威爾遜主義真正適用的對象，而青島和威海衛卻沒能等到這個機會，今天的人們亦鮮有惋惜五四漩渦吞噬了這兩個殖民主義為齊州留下的明珠。
3. 民族自決原則在遠東
如前文所述，威爾遜主義在遠東適用的主體並不是中國，而是諸夏和諸亞的邦國/準邦國。這一點並不是今天的新一代諸夏獨派完全獨立思考的產物。事實上，在各邦軍紳政權分立的時代，部分有識之士已經意識到了這點。第一次粵桂戰爭中，粵軍驅逐了統治廣東五年的桂系軍隊，當時就有主張粵人治粵的人士，將一戰以後的民族自決運動和東亞各邦的聯省自治/自決運動作比較，作出這番精彩論述：
「自歐戰告終，人民自決，已成為今日世界最大潮流，如愛爾蘭、如斐律賓、如埃及、如印度、如波蘭、如猶太、如朝鮮，或為附庸，或為殖民地，國內如湘、如鄂、如蘇、如川，近皆繼續提倡自治，是以人民樂利，當聽人民自謀，故粵人治粵，實為今日解決粵事之不二法門，即桂省賢哲之士當亦能見及，蓋以世界潮流所趨，逆者必敗。亟粵人久受兵燹之苦，有不急圖自決者耶？」
1921年4月，黔軍將領盧燾、立憲派政治家任可澄在貴州的激進黨與保守派內戰博弈中，亦正式提出了呼籲各邦實行聯治的通電。他們認為，聯省自治是最能體現一戰後威爾遜主義自治精神的的做法，從而將各邦軍紳政權的邦聯事實建制化，並把權力過渡到文官政府：
「歐戰告終，武力失敗，民治趨勢普遍全球……邇來自治思潮彌滿全國，武人政治已不適於生存，亟宜順應潮流，由各省自治進而為聯省自治。黔省改革，即以此為正鵠，切望各省人士本此主義，一致進行。」
前國務總理熊希齡曾積極推動其鄉邦湖湘的立憲運動，他在1925年提議起草中華民國憲法的時候，也引用了威爾遜主義作為支持聯省自治及邦聯主義的依據：
「自歐戰以來，威爾遜創民族自決之論，新立各國，無不趨於聯邦之共和政體……律以民族自決之理，非聯邦不足以永久結合。」
事實上，從當時社會的實際主權者（地主資產階級及其軍紳政權）來看，聯省自治運動受到的關注遠比五四運動更多。在當時主要由北軍統治的南部各邦留下來的歷史文獻中，「自決」一詞與「省民」的名字相結合，如「鄂人自決」、「贛人自決」、「湘人自決」、「閩人自決」與「川人自決」，是司空見慣的事。就連著名的湘獨青年毛澤東都在他那主張中國分裂為二十七國的文章中，提到了波蘭和捷克的獨立。這種「自決」當然和歐洲的民族自決有一定的區別，因為當時人們並不認為這是「民族自決」。他們意識不到「中國」這個概念本身和他們希望追求的「某省自決」的潛在衝突，而當時具體威脅某一「省」人民「自決」的往往都是某些其他軍閥勢力，例如袁世凱及其繼承者的北洋軍閥中央勢力（最典型的例子是在湖湘的張敬堯以及在南粵的龍濟光），以及部分擁有小帝國主義野心的地方性軍閥（例如舊桂系在南粵的統治或滇系在蜀黔的統治）。因此這裡的自決大都是「X省從某派客軍統治中解放出來，從而實現X人治X的理想」，而不是赤裸裸的「X省從中國中獨立出來」。
但這種局限性也會隨著時間發展而突破。上述的北洋中央軍閥勢力，已經隨著袁世凱—皖系—直系相繼失去北京中央政權的鬥爭過程中日漸衰微，最後的中央勢力已經變成了相當於滿洲帝國主義的奉系張作霖。而像舊桂系和滇系這樣的小帝國主義，它們在其他省的勢力也大都被驅逐客軍的運動所排斥，或土斷為在地本省的其中一派勢力。各省驅逐所有客軍勢力後自我治理的結果，便會是中國的實質解體。今天的諸夏愛國者普遍希望追溯的歷史政權，也就是國共國恥史觀教育的「軍閥混戰」時期的軍紳政權，本質上便是歐洲民族國家在遠東的對應物雛形。
由於「中國」一詞在當時的模糊性質，當時的地方自治派普遍有一種雙重的愛國主義，也就是說他們擁有對「中國」的認同和具體的某一「省」的認同。例如陳炯明在討伐桂系的檄文中，就將桂系據粵時期的廣東比作亡國的波蘭、安南。而大多數被客軍盤踞統治的省份，民間也會流行「亡省」這一說法，也即將自己的本省視為一個模糊的共同體。這種現象在全世界範圍的文化泛民族主義中並不罕見，正如玻利瓦爾同時是大美洲各國、大哥倫比亞、小哥倫比亞以及委內瑞拉等國共同推崇的解放者一樣。由於東亞歷史上的大一統傳統遠比西班牙美洲深厚，因此上述軍紳政權/民族國家胚胎在意識形態上的建構成果自然遠遜於美洲，除了像彭璜這樣的激進黨青年，比較少人意識到「中國」這個概念和本邦自立權利的根本矛盾。但鑑於東亞在世界體系中的位置更加偏遠，這段短暫的春天實在不能不被今天的我們視為上帝的恩賜。
「聯省自治」的思潮和運動的本質，是對臨時約法法統的邦聯實質和邦聯主義現實的追認，以及軍紳政權的立憲化。按照拉丁美洲和奧斯曼經驗，聯省自治運動的自然發展結果會是中華民國的進一步解體。解體的過程並不會一蹴而就，而是會以事實獨立政權的建制化為先聲，再通過假以時日的代際變化，產生新的共同體意識和歷史解釋框架。在這個過程中產生的民族國家，才是威爾遜主義在精神上和實際上真正的適用對象。中國的體面解體和落幕，很可能會產生出一連串對「中華」、「漢」這些文化標籤並不排斥的小邦，正如今天的拉丁美洲各國並不排斥拉美作為一個整體文化圈的存在。相似或共同的文化背景本來可以在獨立的各國之間產生親邦的美好感情。但是我們都知道，共產國際對東亞的侵略，將這一歷史進程打破了。今天的新一代諸夏愛國者極其排斥「漢」、「華」這些標籤，恰恰是因為他們都已經臭名遠揚了。
4. 暴民運動、流氓外交與列寧主義中國的崛起
一般而言，人們都會把五四運動與後期的新文化運動放在一起講述，甚至在很多人眼中兩者是同一個連續的歷史事件。文化意義上的「新文化運動」，主要目的是反對東亞的傳統社會，特別是儒家社會。然而他們並沒有弄清傳統社會或儒家社會到底是什麼——是殺土豪的流官還是抵抗流官的土豪？是鎮壓和汲取基礎有機共同體資源的朝廷還是反抗朝廷盤剝和張獻忠喪尸洪水的基礎有機共同體？他們的某種亞穩態的妥協究竟是共生還是休戰？不，這些都不重要，只需要領會西方進步派的精神，把他們放在一起加以文學化描述和打倒就夠了。實際上，對於前者來說，由於科舉廢除、帝制覆滅，他們本來就已斷絕了其在人員上的後續供應。對於後者來說，隨著新式西式教育的普及，即使沒有新文化運動，舊一代的士紳精英及其傳統本來就處於不可逆的衰朽中，會逐漸退場，被新的基礎有機共同體的凝結核逐漸取代。
任何前現代非西方社會，在和西方接觸逐漸步入現代化的過程中，都會淘汰很多傳統社會中被社會進步主義者視為「糟粕」的東西。諸如魯迅這樣的「新文化」作家儘管深刻批判所謂「國民性」，但最後卻大多成為中共同路人，實在不足為怪。舊社會的文化和精英不經歷急劇的改造，而是通過漸進的方式退場，反而能避免動盪對社會的嚴重傷害。因此，以大一統方式，特別是壓制真實民族語言和文化，推行塑料官方語言文化的方式進行的「新文化運動」，並沒有真正給東亞社會帶來非常積極的改變，其反傳統的作用也被嚴重誇大。由於「新文化運動」在定義上比較寬泛、時間跨度大，所以本文只打算講政治和外交意義上的五四運動。
徐世昌政府最早希望利用群眾運動，在協約國面前示威，才在幕後支持了北京的群眾和學生。然而北洋政府歸根到底是一個地主資產階級政權，而不是能駕馭群眾運動的列寧黨，因此才會遭到反噬引火燒身。如前文所述，從條約義務來看，日本在山東擁有合法權益，是北洋政府無論發動多少外圍群眾運動都無法改變的事實。但中國利用了一戰以後國際外交的範式轉變，成功地將日本的外交成果奪取了。
如果說這一外交成果的實現尚可以說是一種策略性的規則運用，而不是明火執仗地破壞國際體系。那麼後世的國共兩黨則真正繼承了五四暴民青年想要做成的事。畢竟「五四青年」追求的絕不僅僅是青島殖民地回到中華帝國的手中，而是當時的漢口、上海、鼓浪嶼租界、香港殖民地和臺灣島等「失土」全都要回到中國的版圖中。而自江寧條約以來西方在諸夏各邦存在的辦學與傳教自由、通航自由、司法自治（即「治外法權」）、門戶開放和自由貿易原則，則更是應該廢除的「國恥」。擁有國會、憲政的舊民國自然無法幫他們做到。國民黨黨國的黨軍、官媒、大規模群眾集會、排外暴亂、革命外交之下的擅自廢止大量條約，可以部分幫他們做到這一點。而格式化全社會的共匪可以完全幫他們做這一點，「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劉少奇的北伐軍可以先利用暴民人肉盾牌沖進漢口和九江英租界，然後再通過陳友仁「體面」地出面迫使英國人承認既成事實。陳毅可以把外國資本家和教會通通從國際城市上海中趕走，沒收他們的財產。中國外交部可以公然宣稱《中英聯合聲明》是歷史文件，香港的特殊地位可以在得手後肆意破壞。五四學生火燒趙家樓、毆打章宗祥、曹汝霖，其行為的前身是義和團屠殺「二毛子」，後繼者是在1927年南京事件中屠殺西方僑民的北伐軍，再之後則是1967年火燒英國代辦處的北京紅衛兵，一直進化至西安反日示威中揮動U型鎖傷害無辜市民的暴民，以及在香港連儂牆前砍人的中國流竄犯。
更甚者，在此後激進學生發起的抵制日貨、洋貨活動中，他們強行沒收他人的財產，並公開聚眾毀壞或焚燒，乃至將商人毆打致死。美國外交官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見證了五四運動的場面，將學生領袖稱為「群眾運動警察」。而民間社會則傳神地稱呼他們為「丘九」，意思是他們甚至比搶劫的散兵（丘八）更加倡狂。這種群眾運動絕不是民間的健康自發，而只是少數社會激進分子對社會的劫持，因為在抵制運動中利益受損的都是一些只擁有健全常識，卻無法打破「中華民族」的話語霸權的民眾。作為中華民族知識分子的老舍，直到二戰時期仍然痛心疾首「百姓只圖便宜而不知仇貨為何物，抵制日貨遂成一紙空文」。這個模式的群眾運動在後面的「國民革命」大恐怖中，通過列寧黨的地下組織登峰造極。
中國在山東問題上的外交勝利，與巴黎和會激起的五四學生運動實際上關係並不大，正如當代中國的反日遊行暴動毀壞的，全部都是淪陷區民眾的財產。作為一場群眾運動，五四運動真實發揮的作用和影響力是非常有限的，但它的確在當今的中華民族神話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它是中華民族發明學製造神話的重要關口，這個運動存在過，但是後世中華民族發明家賦予它的意義都是後來追溯的。儘管五四運動實際上和蘇聯滲透並沒有組織上的關係，而共產主義思潮也基本未見於五四之中，但中共為了掩飾自己完全由共產國際支部演變過來的歷史事實，在後來有強烈的動機將這場東亞發生的社會運動發明成自己的道統和來源。而且對他們尤其方便的是，中共名義上的第一代領導人陳獨秀和李大釗，都曾參與這個運動。前期作為共產國際白手套的國民黨，在所謂的「國民革命」和北伐戰爭（侵略諸夏各邦軍紳政權）中，也把五四當成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紀念。
隨著蘇聯在歐洲的擴張受挫，戰略轉移向東方，中共在五四後的國共合作中，很短時間內得以發展壯大。後來的中共巧妙地將自身起源與五四聯繫了起來，既讓自身披上了中國主義的「正當性光環」，又能掩蓋自身的外部真實起源。惟其並非真實，從反面歸罪五四，認為其為共產主義進入中國起到了鋪路作用，其實也是一種謬誤。然而儘管五四從政治史視角而言不很重要，但卻是激進派中華帝國主義登場的一個象徵性事件，作為當代中華民族的起源，擁有「詩意的真實」。因此今天的我們的確很有必要破除這個神話。
作為近代遠東思想史的一個節點，五四是「以英美為師」轉向「以俄為師」的象徵。在此之前，中華帝國主義者更多以袁世凱、段祺瑞這種北洋軍閥出身的軍紳領導者的面目出現。北洋軍紳政權雖然以直隸、河南等傳統被視為「中原」核心的舊北洋省份為基地，不斷地發動對揚子江以南的各邦的征伐戰爭，但他們本質上都是沒有掌握列寧黨組織手段的地主資產階級。它們對自己的本土和外邦征服地的殘暴遠不如後來的國共兩黨，甚至派往外邦的代理統治者，也經常會在後面土斷成當地資產階級的代理人（例如袁世凱在癸丑戰爭中派往江蘇的代理人馮國璋，在後來的護國戰爭中獨立反袁）。他們因為後世歷史教育的謊言，承受了最多的駡名。但他們這種保守派中華帝國主義者，類似于高爾察克這種保皇派俄羅斯帝國主義者，實際上對國際條約體系的態度大多是完全遵守的。吳佩孚最終在奉國戰爭中，作為奉軍的盟友失敗後的謝幕，也是極其體面的。
資產階級中國主義者的落幕，讓位給國共兩黨這種列寧黨中國主義者，而中國主義則完全變成反對西方殖民主義的政治武器。如果國民黨只能像段祺瑞吳佩孚一樣運用議會、政黨和輿論宣傳的力量，就同樣不能指望其假想的支持者，為發明「中國」的政治目標而犧牲個人和社會利益，必然會像前者一樣迅速泡沫化，以其失敗刺激各邦國民民族主義的發展。國民黨只有借助列寧主義的組織機器才能長期劫持群眾，強迫他們為虛幻的建構中國的政治目標，而犧牲晚清以來各邦社會早已和國際條約體系貿易綁定的利益。因此為共產國際充當宿主，是國民黨延長其政治生命的僅有機會，而共產國際如果找不到適當的宿主，就無法擺脫流竄犯罪集團的淒涼命運。因此兩者的合流自有其必然性。
蘇聯對孫文和馮玉祥的援助使得新一代的中國主義者有了更強大的侵略能力。如果沒有蘇聯和共產國際的輸入，即使華盛頓外交成功地讓北洋政權拿到了青島，也無法阻擋前文所述的解體傾向。而在事後重新發明立國神話的國共兩黨先後為了掩飾自己的真實起源，都對五四運動和後面的中國民族主義群眾運動進行了再詮釋，仿佛中華民族的崛起是五四運動—國民革命—北伐勝利這一連續性的群眾運動的自發結果。這種騙局和真實的歷史相差甚遠，也說明中華民族本身遠比諸夏各民族擁有更強的拼湊性。
既然近代中國的發明成功並不來自於所謂的群眾運動，而是因為共產國際的侵略，那麼「中國」這一建構本身就負有顛覆西方條約體系在東亞的使命。五四運動是一場反對條約體系和憲政民主（舊民國的憲政民主本來就是條約體系在遠東的瓦房店化）的運動，所以才叫外爭國權（踐踏國際條約和鎮壓少數民族）內除國賊（打倒民選議會和破壞獨立司法）。而這一顛覆，最終只能也的確由蘇聯支援的「國民革命」及共產革命完成了。蘇式極權主義是實現五四理想的手段。
今天每個漢兒小粉紅的怒哮，匪共外交部公然理直氣壯宣稱《中英聯合聲明》已經是歷史文件，都迴蕩著1919年巴黎和會的屈辱情感，區別只是現在的中國相比過去的中國擁有更強大的顛覆和挑戰國際秩序的能力。正因為當時的中國並不強大，所以這種中華帝國主義以一種知識分子理想主義的面目展現出來。而當「中國」這一概念通過共產國際的兩期殖民援助死灰復燃後，更強大的共產中國已經有了以赤裸的現實主義推動其帝國主義野心的資本。但由始至終，「中國」對國際秩序以及諸夏各邦社會自發秩序的敵視是一脈相承的。如今中共實現了富國強兵，「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再也沒有外國殖民地，的確是當之無愧的五四運動精神繼承人，沒有其他人能做得比他們更好了。
5. 破除五四神話和建立新的敘事體系
唯有觀念才能對抗觀念，體系才能制衡體系，組織才能戰勝組織。在諸夏各邦對抗共產國際侵略的過程中，不缺乏感人的故事和英雄人物。各軍紳政權及作為其有機組成部分的各類民團，在東亞各邦漫長的剿匪戰爭中都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他們的付出決不能被今天的我們忘記。我們應該意識到，儘管遠東的民眾歷史上作出了這樣的抗爭和犧牲，他們的故事之所以沒有被人們銘記，除了列寧黨教育體系的洗腦外，也是因為我們一直以來缺乏與中國主義對抗的敘事體系。既然中國主義是一個帝國（假）民族主義的建構，那麼能夠與之對抗的只能是諸夏真民族主義的建構。陳炯明和閻錫山正是因為缺乏與中國主義有別的敘事體系，才被先後拖入毀滅的漩渦當中的，最後即使為人所知，也多是以一個「有功於地方建設的割據軍閥」的形象，和他們真實歷史上本可達到的高度毫不相稱。滿洲大帥張作霖生前帶領奉軍對北伐匪軍迎頭痛擊，從美國人記錄的和他的對話中，我們能看出即使是像他這樣的軍紳領袖，也因為缺乏和中國主義對抗的敘事而陷入無奈的地位：
「關於布爾什維克在中國的活動，張（作霖）為什麼如此公開、廣泛和仇視地進行談論，其原因雖然很難知道，可是下面的推論似乎是合理的……布爾什維克通過孫逸仙、王正廷、黃郛等人所領導的國民黨左翼，可能提出立即修改或取消不平等條約這樣一個團結大眾的口號。這一點我認為是完全可能的。我認為張（作霖）也可能認識到他以及段（祺瑞）和其他中國保守的領導人不能對抗如此廣泛的群眾爰國運動，甚至不得不加入到這場運動中去；也可能蘇聯人通過他們在當地追隨者和同情分子控制中國政府，迫使張（作霖）在滿洲孤立並使他在滿洲的地位受到嚴重危害。所以張希望列強採取一些行動，允許中國保守的領導人同列強一起合作，以阻止布爾什維克的影響，不要在中國佔優勢。」
如果張作霖能夠認識到推廣滿洲和中國對立敘事的重要性，而不是僅僅以「奉系自治軍閥」的形象進行外交，那麼滿洲很可能不需要等到1932年才能建國，遠東的抗赤堡壘也能夠更早地鞏固。然而歷史沒有如果，歸根到底，知識份子在任何歷史上能夠發揮作用的地方微乎其微，但也不是完全無作用，而東亞近代的知識份子則是發揮了太多的負面作用，這也是今天的諸夏愛國者發明家需要為前人亡羊補牢的原因。曾擔任滿洲國國務總理的鄭孝胥，在五四時期尚自視為前清遺老。他把「五四運動」所帶動的風潮看作「亂事」，極度鄙夷暴動群眾對商業活動的破壞以及撒潑的外交方式，指出「華人無識」，學生「聚眾滋事」。後來他更是作出驚世的預言：「大清亡于共和，共和亡於共產，共產亡於共管」，這一預言的最後一段儘管因為他無法預計的國際形勢變化尚未應驗，但也足以讓今人擊節讚歎。近年來知識份子反思五四，一直在新文化知識份子當中翻來揀去，其實真正深刻的洞見早就被從頭到尾看著中國激進民族主義登場的王國維和鄭孝胥等遺老提出來了。在滿洲國建立的過程中，鄭孝胥的主張也正式從「復辟大清」（前現代帝國體系）變成了「滿洲建國」（現代民族國家），並成為偉大的滿洲國家的國父之一：「中國人民他日可合于滿洲國，滿洲國人民斷不能再合於中國」，並認為十八省即使要復辟君主制，也應該「以滿洲（國）皇帝兼帝中華，如英王之兼帝印度可也。」
無論是國共還是自由派，因為他們的敘事體系都是中國主義的，因此絕大部分受他們影響的人也無法擺脫「五四神話」的框架。進入全球化時代，淪陷區成長起來的意識上親西方的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反賊」，大部分也接受淪陷區樣板國恥教育，缺乏真實歷史感，特別是五四也被定為「青年節」，因此他們也多簡單地把「五四運動」視為一場主張「民主與科學」（德先生與賽先生）的好的「啟蒙運動」（事實上，所謂的德賽先生的概念是陳獨秀早於五四提出來的，和五四運動本身並無關係）。喜愛追逐標籤和符號的人最容易被迷惑。我們需要意識到，即使五四運動真的使用了「民主」、「自由」的符號，那也是一種為了使中國這一建構強大起來的工具和手段，因為他們並不在意能夠讓民主自由生根發育的基礎共同體。
五四的核心訴求是「救亡」，也就是說要為當時其實已經快成為死屍的「中國」招魂。中國主義者試圖將中國這個虐殺自由的帝國強行包裝為民族國家，然而歷史上民族國家的興起就是為了對抗帝國侵略與殖民，是人們為了捍衛自由的產物。中國主義的「救亡」，和波蘭愛國主義中將波蘭從蘇聯或納粹德國的侵略中解放出來的精神，以及2019年香港人為捍衛香港對抗中國極權的精神，是截然相反的。同一時期真正符合自發秩序和遵守國際秩序的社會運動，實際上是「聯省自治」，及「粵人治粵」、「湘人治湘」等思潮。這些思潮類似香港的「民主自決論」，後來導向1920年代各省制憲運動。「省憲」運動後來又被五四的精神繼承者「國民革命」顛覆，從而開啟通往奴役之路。因為從根源上反西方的運動，自然不可能帶來西方文明的民主科學。
五四運動的問題，後來也被極力主張新文化運動的胡適所意識到，用他的話說：「五四運動可以說害了我們的文藝復興（新文化）」。八十年代的淪陷區知識份子，也並不是沒有「反思」五四神話的諸多問題，最著名的論調莫過於李澤厚提出的「救亡壓倒啟蒙」論。這些論調部分抓住了五四神話 —— 中華民族構建對東亞自由秩序的毀滅。然而胡適認為應當通過「新文化」改造東亞社會、李澤厚認為東亞需要被「啟蒙」，仍然是出自其來自西方進步主義一翼為全世界知識分子學生塑造的認知圖景、以及通過理想主義改造社會的知識份子隱秘慾望。在東亞和任何社會的西化中，知識分子發揮的啟蒙作用永遠不如有機共同體的安全化（獨立建國、財產權落實）發揮的作用。知識份子在這過程中應該發揮的角色，是充當民間共同體的代言人。而無機知識份子永遠發揮不了建構的作用，只能在破壞中國主義神話中起到一定的歷史作用。這也是為什麼八十年代末的「河殤精神」最後成為了泡沫。
五四青年中國主義者痛恨的是中國不夠強大。因為當時的中國是世人眼中的「弱國」，所以人們沒有意識到中國這一個建構有著和納粹主義相同的本質。人們通過選擇自己的神明，選擇自己的命運，沒有人能逃過自己給自己下達的判決。你追求什麼就會得到什麼，所謂求仁得仁。東亞近代史上知識份子被動或主動地擁抱中國主義的結果，讓他們成為了夾邊溝的白骨。過往人們對五四的「反思」，大都沒有跳出中國主義的框架。今天的中國已經足夠「強大」了，它造成的破壞和慘劇已經應該足夠讓人醒悟了。既然如此，那麼我們再也沒有理由不醒悟。將「五四」這個神話和中國一起埋葬吧！
